成立會上，鄧力群和杜潤生都去講話支持。鄧力群幫他們向國家計委主任溝通，最后計委給他們下達了編制。編制放在社科院農經所，農委則常給他們調查經費。

　　1981年夏天，他們就用農委撥的經費，到安徽滁縣調查去了，回來后又參與討論、起草杜潤生主持的第一個中央一號文件。1982年1月1日，文件宣布：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結束了30年之大爭論。隨之而來，是農委取消，代之以新成立的農研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是它的另一塊牌子)。農村改革由此通向大道，更多年輕人走了進來。

　　二十多年后，周其仁仍記得一個細節：有一年文件通過程序后，杜潤生派他去國務院印刷廠做最后的校訂。他自知責任重大，工作很仔細。文件付印時，他突然意識到，這份黨內文件印出后，自己是不可以過目的——文件只傳達到縣團級，而他甚至不是黨員。

　　九號院重塑了他們

　　“起草反對包產到戶文件的人，為什么又成了起草推動包產到戶的人?”趙樹凱反問。這是多年后才想到的問題，當時只沉浸于“總參謀部”的氛圍中。

　　趙樹凱年輕時是個山東農民。他喂牛、趕馬車，也聽村人說，農民不是人當的。他時常惶恐，為什么生在農村的人將來只能是農民?1978年的高考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4年后，他來到九號院，成了一名秘書。

　　那年夏天，整個九號院都在忙著第二個一號文件。九號院人來人往，會議不斷，幾臺老舊印刷機成天響個不停。他時常收到辦公室主任高文斌電話：通知XX部長明天來開會。他很驚訝，一臺保密紅色電話一通知，“第二天呼啦來了十幾個部長。”

　　“放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趙樹凱感嘆。在受訪者的描述中，九號院風云際會，全國各地的人物進進出出，縱橫交匯。

　　某個春節過后，剛回農研室上班的干部就被叫去聽一場匯報。到會議室一看，是習近平、劉源、萬季飛等人。都是從中央到基層任職的高干子弟——熟悉中共干部文化的人，一下理解了其中的抱負和深意。

　　“他們無所顧忌，敢講真話，不像地方干部，報喜不報憂。”聯絡室的蔣中一說。后來，習近平在一次會議中提及這段特約研究員的經歷，“每年一號文件起草前，都要把我們幾個(習近平、劉源、陸學藝、翁永曦)請過去，先讓我們講，農村政策研究室處級以上干部參加。”

　　翁永曦是1982年去鳳陽兼任縣委書記的。他說無論習近平、劉源或是他自己，每天直面三農現實問題，都盼望得到杜潤生指點。這其中，安排送文件資料、組織會議座談，“保持基層任職年輕人與中央農研室密切聯系”的，是王岐山。

　　在80年代的相會中，王岐山展現了“廣泛交往“及“很強的組織能力”。趙樹凱注意到，“風風火火，愛講笑話，直率犀利很有鼓動性”的王岐山，很快就從樓下的平房搬到二樓，又從聯絡室成果處處長提為該室副主任。

　　“他比較特殊，常是杜老直接找他辦事。”和王岐山同一辦公室的魏唯說，聯絡室的功能是組織社會力量研究農村問題，將題目委托出去，不斷發現新人才。魏唯主持的農村問題論壇是其中的重要內容，那是一份不定期出版的內部刊物，時常充滿激烈的爭論。

　　《走向未來叢書》也是與聯絡室合作的成果，王岐山擔任叢書編委。它構成了1980年代的思想運動之一，正如序言所引用的：“思想的閃電，一旦照進人們荒蕪的心田，必將迸發出無窮的力量。”

　　1982年畢業進入九號院的研究員袁崇法對叢書印象頗深：“這套圖書不停地介紹國外先進理念，我們因為封閉了多年，又搞文化大革命，不了解整個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而這些信息整天刺激著我們。”

　　那些年里，王岐山的辦公室成了年輕人的聚集地，每天中午，老人們休息了，年輕人就到那兒交流信息和思想。他們對新資料、新情況、新觀點、新思維、新理念特別的敏感，“就怕自己跟不上”。

　　他們閱讀、思考、到農村去，收集最真實的細節，杜潤生則總是重復毛澤東那句著名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后來他們發現，九號院的風格幾乎重塑了他們。

　　其中一個故事，蔣中一記了幾十年。1982年，他隨翁永曦到鳳陽掛職，聽說一個農民運大米到東北賣，被書記抓去批斗。他們想，這有什么，就把農民救出來，卻意外聽到他的懺悔：“土改”時他是民兵隊長，地分完了，就把老地主捆起來了，要他交出財產，老地主哭訴家里這點東西，都是爺爺輩辛辛苦苦掙下來的。農民說當年無動于衷，等到自己被批斗了，才知其中滋味。

　　蔣中一很震撼，他去檔案館閱讀原始記錄，才知道大躍進的饑民死亡狀況，“反霸”時十惡不赦的地主，不過是普通雇主。

　　回到北京，他和王岐山交流情況，王又匯報給杜老，最終派了一個小組，把檔案都抄回來。

　　“上接天，下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