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新聞]從今年1月1日起，中國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獻成為器官移植供體的唯一來源。這一舉措，將對我國器官移植事業的發展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可用人體器官數量急劇下降的局面會發生嗎?近日，記者走訪了多位在器官移植事業一線工作的醫生，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

　　停用后，器官供給會急劇下滑嗎?

　　據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業務部副部長高新譜介紹，中國器官移植的供需比是1：30，也就是說，如果每年有30萬人需要進行器官移植手術，卻只有一萬個器官可供移植。

　　據此前新聞報道，可供移植器官的來源，包括死囚、親屬間活體捐獻、公民逝世后捐獻，以及無法回避的黑市交易等。

　　目前沒有明確的公開數據可以表明這幾種來源的具體占比為多少，但是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副院長、器官移植科首席專家何曉順告訴記者，“在六七年前，死囚器官的使用量，確實不在少數。”

　　這種情況自從2007年死刑核準權收歸最高人民法院以后，“降幅達到四分之三”，何曉順介紹說，近三四年來，全國169家具備器官移植手術資質的醫院(下簡稱“移植醫院”)使用死囚器官的，已經越來越少。

　　他所在的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下簡稱“中山一院”)器官移植中心，從2012年開始，公民逝世后捐獻就已占據所有器官來源的第一位。剛過去的2014年，該中心所經手的器官移植手術中來源于死囚的不足10%。

　　湖南中南大學湘雅三醫院，以及武漢大學肝膽疾病研究院，情況與此類似。

　　葉啟發同時兼任中南大學湘雅三醫院衛生部移植醫學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以及武漢大學肝膽疾病研究院常務院長。他對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說，自2010年3月以來，他所任職的兩家機構，一共完成了270多例公民捐獻的器官移植手術，“其中來源于親屬活體捐獻的器官很少，主要來自公民逝世后的捐獻。”

　　“有人擔心停用死囚器官，器官來源的數量會急劇下降，這個擔心是多余的。”何曉順認為，“也許短期之內，會有一定程度的下滑，但從中長期來看，我覺得不成問題。”

　　他用中山一院器官移植中心的數據進一步證明：截至2014年底，中山一院器官移植中心累計開展公民器官捐獻移植數量654例，數量全國最多。近3年來，該中心所主導的公民逝世后捐獻器官的案例數，2012年完成47例;2013年完成了54例，比前一年增幅15%;2014年完成了70例，比前一年增幅達30%;2015年，何曉順有信心能增加到100例以上。

　　上呼吸機太久，器官健康嗎?

　　我國在器官移植領域的醫療技術水平，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并不大。

　　中山一院肝移植中心鞠衛強副教授告訴記者，該中心所經手接受肝移植手術的病人，有不少術后生存已超過10年。而國內一流的移植醫院當中，肝移植術后5年成活率能夠普遍達到80%左右。“在國際范圍內，談不上領先，但先進肯定是沒問題的。”何曉順對國內同行們的水準有著絕對的自信。

　　死囚中青壯年不在少數，此前使用他們的器官質量較有保障，現在全面停用了，使用公民逝世后捐獻的器官，他們年齡跨度很大，質量是否也能達到要求呢?

　　記者采訪的多位肝腎移植方面專家表示問題不大，但是肺移植的情況，卻沒那么樂觀。

　　我國從1979年出現第一例肺移植手術至2014年底，全國肺移植總數僅為523例，其中343例都在南京醫科大學附屬無錫人民醫院完成。該院接受肺移植患者術后1、3、5年的存活率分別為78%、61%和48%，是全球5大肺移植中心之一。

　　可盡管醫療技術處于國際先進水平，但該院副院長、江蘇省肺移植診療中心主任陳靜瑜在接受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采訪時表示，現階段做公民捐獻的肺移植手術，對他們仍是挑戰。2014年，全國肺移植數是147例，他的團隊做了104例，其中只有9例來自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不足10%。

　　并非沒人愿意捐肺，而是捐肺的要求較高。陳靜瑜介紹說，一般情況下，當病人腦死亡后，主治醫生建議家屬考慮器官捐獻，家屬需要一個心理接受的過程，仍會要求醫生使用呼吸機等設備維持病人生命。這個過程少則三五天，多則十天半個月。期間，病人的肺部往往已受感染，不再具備移植條件。

　　去年全國有1699個公民逝世后進行了器官捐獻，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因肺部已感染，無法捐肺。“所以全面停用死囚器官，全靠公民逝世后捐獻，肺移植的數量接下來肯定會有所下降。”陳靜瑜告訴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造成肺部感染，除了時間上的耽擱，還有一個問題來自于器官維護意識的匱乏。“愿意捐的，要把肺維護好，把呼吸道、痰，清理干凈。”陳靜瑜認為，“全面停用死囚器官之后，如果全國范圍內加強供肺的保護，把肺能維持好，從長遠來看，肺移植的數量肯定不減反增。”

　　器官來源變了，醫生習慣嗎?

　　此前，因為死囚器官的使用沒有被徹底廢止，我國在器官移植領域取得的技術進步，一直沒有被國際學術界所認可。

　　葉啟發在湘鄂兩地從醫40年，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在國內肝移植領域是權威專家，但他對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說，那些年受的委屈，他還記憶猶新：“出國開個會，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指指點點;所撰寫有關器官移植的學術文章，也不能夠在國際學術界發表……”

　　2010年以來，由于經手的絕大部分器官移植都來自于公民逝世后捐獻的器官，葉啟發他們終于受到了國際認可。去年他帶團隊去美國參加器官移植的學術會議，也被邀請參與大會發言。因此全面停用死囚器官的要求發布之后，葉啟發特別支持。

　　2012年4月中旬，在布拉格召開的全球心肺移植年會上，陳靜瑜的肺移植團隊介紹了中國心腦死亡捐獻的肺移植臨床經驗，得到了國際心肺移植界的高度認可，在年會的當日會訊頭版介紹了中國同行的工作，也使我國心肺移植融入國際大家庭。

　　并非所有人都這樣積極響應。長期以來的操作模式，讓有些器官移植醫生形成了固定的思維。他們習慣了直接跟司法系統“打招呼”。而使用捐獻器官，意味著他們接下來要參與宣傳，還要經常到鄉縣、外地去尋找器官來源，太麻煩。于是個別人將之視為畏途，不看好，甚至潑冷水。

　　“這種慣性或者說惰性，恐怕是改革難以推進的一個障礙。其實我們做了這么多例器官捐獻，真的一點都不難，比以前好多了。”何曉順在多種場合都會不停地與同行們“現身說法”。

　　他告訴新華每日電訊記者，以前因為沒有一個暢通的獲取與分配體系，為了給病人換肝，獲取器官不得不與司法系統打交道，“和他們交朋友、應酬”。可現在，他所在的中山一院器官移植中心有明確劃分的輻射區域，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這些地方的基層醫院對流程很清楚，一有潛在捐獻者出現，馬上通知他，獲取捐獻器官照樣很順暢。

　　“你說，是跟自己的同行打交道容易，還是跟司法系統打交道容易?”何曉順反問記者，“所以停用死囚器官，我堅決同意，雖然會有點影響，但都是暫時的，長遠看都是正面影響，好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