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生希望到縣里給小果兒找個地方上學。但他說，自己的手受傷，心臟也不好，不能出去打工，他寄望于有好心人的捐助。

　　對于思思生下的第二個孩子，李春生不愿意留下。他和妻子早就有了送養的打算，“只是要等到DNA鑒定結果出來，賠償官司打完后。”

　　造成思思第二次懷孕生子的人，思思和家人認為，可能是北京一家手機店老板，也可能是深圳一個幼兒園的負責人。此前思思和父母在北京、深圳兩地都已報警，警方也已立案，并留存了男方的血樣，只等抽驗孩子的血即可比對DNA，確認孩子的生父是誰。

　　李春生迫切希望能通過這次鑒定，得到一筆賠償金。

　　安置之外的深思

　　基金會曾動過剝奪思思父母監護權的念頭，但在現行法律下，基金會幾乎無能為力。

　　思思到北京不到十天，李春生已經幾次聯系北京兒童希望救助基金會，詢問DNA鑒定的情況，甚至一度想自己來北京。

　　基金會對李春生的想法很有意見。“即使要做，也要等到思思身體恢復得差不多再說。”北京兒童希望救助基金會主任張雯說，思思現在在安置地學著照顧孩子，這是一段難得的培養母子感情的時間，“也許就因為這點母子之情，思思會學著承擔起一些責任，甚至真的改變。”

　　張雯告訴記者，基金會曾動過剝奪思思父母監護權的念頭，但在現行法律下，基金會幾乎無能為力。

　　“思思的案子不適合撤銷監護人的制度。”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張雪梅說，法律明確，只有將孩子置于無人監管和照看的狀態，導致未成年人面臨死亡或嚴重傷害危險等7類情形才可以撤銷，但思思的案子明顯不適合。

　　“思思事件顯現的是家庭教育、養育功能不足，但這種不足不妨礙他們繼續擔任這個監護人。”張雪梅表示，撤銷監護人資格是不得已才去做，且必須要保證她的生活比之前更好才行，“但思思如果撤銷監護人，放在機構里撫養，可能狀況會更糟糕。”

　　第二個孩子的送養，也并非那么容易。張雪梅說，從目前的法律來說，對于未成年人生下的孩子，監護權由誰來承擔，法律并沒有明確的規定，思思只有14周歲，無法承擔撫養孩子的責任，法律鼓勵其他親屬來承擔起撫養的責任，“比如由思思的父母來擔任監護人。如果思思的父母要把孩子送養，必須要征求思思的同意。”

　　但提起送養，思思并不太樂意。生小果兒時，她沒有喂過奶，但生下第二個孩子時，她給孩子喂奶了。盡管她還不太會照顧孩子，盡管在火車上的9個多小時車程里，除了喂奶的時候，基本都是由記者幫助她抱著孩子，負責喂水、換尿布、更換尿濕的衣服等，但她仍不太愿意送養。“我有點舍不得。”思思說。

　　9月11日晚上11點多，北京的秋夜已經有些寒涼。從火車站出來到打車的地方，短短一段路，思思走幾步就要歇一會兒。

　　思思隨后由基金會的社工送往郊區縣一處專門照顧單親媽媽的地方，她將在這里生活一段時間，學會如何照顧好孩子。等身體恢復后，還要學著做一些手工掙錢，以及簡單的家務。

　　“思思得學會怎么當一個媽媽，還要有一些必要的生活自理能力。”北京兒童希望救助基金會專職社工李梓琨說，剛開始思思可能會有一些困難，但會有人幫助她，“相信她會慢慢適應的。思思終究要獨自面對自己的生活。”